[9]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规定：将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的职责，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反腐败相关职责整合，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
[22]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载《时务报》1897年第42期，第34页。[24] 8.宪法和成文法的关系方面。
[40]梁启超：论译书，载《时务报》1897年第27期，第15页。[23]康有为的弟子欧榘甲阐发了两者的区别，政者，宪法也，刑者，律例也，盖吾以从诸教之民皆一例视之，皆有宪法以安之，而所以待诸教之民皆一体治之，皆有律例以定之。而前述引文描述的是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的事情，这意味着康有为编译完成《日本变政考》的时间是公历的1897年1月。[38] 3.康同文 康同文是广东南海人，字介甫，与康有为同乡同姓，与康有为的子女同辈，和韩文举同为《东亚报》撰稿人，而韩文举乃是康门十大弟子之一。不过，康有为视《春秋》为中国古代的宪法，注意将舶来的宪法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兼顾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
(3)长沙《湘学报》第16期，标题为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刊行时间为1898年3月20日。而此时康有为有关宪法的表述多且系统，在宪法制度的认识程度上远远超越了郑观应。三角结构是现代侦查程序建构的基本模式。
第三，在冤错案件防范方面存在短板。检察机关发现监察机关调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口头方式向监察人员或者监察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意见。在此背景下，面对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或事实方面存在问题的案件，尽管绝大多数检法机关会坚守法治原则和法律底线，勇于纠错或者宣布被调查人无罪，但也不排除有些检法机关在压力之下不能发挥实质性的审核和把关作用，降低起诉和裁判标准，从而出现冤错案件。吸取我国过去刑事侦查程序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并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其他法治国家的相关规定，应当建构三角结构的监察委员会调查犯罪程序，在监察机关与被调查人的对垒程序中，检察机关作为客观、中立的第三方介入进来，制衡监察权力的行使，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
在提高反腐成效的同时，确保被调查人享有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保障，是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的程序构造设计应当努力追求的理想目标。其四，对被调查人、利害关系人等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予以保障。
案件审理部门负责做出处理决定。监察人员在对违纪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查处过程中，也可能会实施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刑讯逼供、暴力取证、徇私枉法等方面的犯罪。《草案》第39条则规定：经过初步核实，对涉嫌存在违法犯罪行为，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监察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4]参见沈德咏：《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载《求是》2017年第5期。
[2]参见曾锋东、刘昆：《监察调查走进公众视线》，载《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1月5日。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也强化了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调查活动的监督实效，防止监察机关一权独大，消解可能出现的监察调查中心主义问题，确保腐败犯罪追诉的高效化和法治化。其突出体现在：由于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全覆盖，有权对检法人员的办案行为进行监察，并启动违纪、违法或者职务犯罪调查，因而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即便认为存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等问题，也可能会提起公诉，将难题推给法院，法院面临同样的压力，恐怕也很难进行实质化的庭审和依法做出独立的判决。(3)根据《决定》和《草案》，监察委员会有权采取留置、技术调查等14项调查措施，而且使用条件宽松，审批程序简单，不足以防范和避免滥用的问题。
四、配套措施：构建独立的职务犯罪立案程序 将检察机关的监督引入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的程序构造，前提应当是存在一个明晰的、独立的职务犯罪调查程序，否则就可能造成检察监督的不当泛化。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监察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监察机关立案。
由此，被调查人的权利保障状况主要取决于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法律素养和内控机制。贪污、挪用、私分、调换以及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
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此外，为保证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立案和撤案监督的权威性，立法应当保留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即对于监察机关管辖的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通知监察机关立案，监察机关不予立案的，或者立案以后又随意撤案的，经省级以上检察机关决定，检察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其二，对监察委员会的职务犯罪调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讯问被调查人以及开展调取、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时，依法应当录音录像而没有录音录像的。(2)在过去党纪调查、职务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侦查的权力分别由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行使时，尚且存在以较为宽松的纪检监察调查程序/手段规避严格的侦查程序/手段适用的问题，当纪委、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这三种权力后，采取此类做法将更为容易且更具隐蔽性，因为无论是被调查人还是外界都不易区分和判断何时进入到职务犯罪调查阶段。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
此外，作为必要的配套措施，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留置期限应当在法律上作出不同的设定：涉嫌职务违法的，留置期间不得超过14天，多次作案、合伙作案的，不得超过20天。另一方面，对于监察机关立案后又随意撤案的，检察机关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
作为配套措施，应当构建独立的职务犯罪立案程序。鉴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检察机关应当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对职务犯罪调查措施的审查和控制：一是确立留置措施的检察审批制度。
(6)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因此，其程序构造应当按照职务犯罪查处规律和正当程序原则进行设计，在强化监察系统内控措施的同时，建构来自于其他权力的制约机制，确立三方组合的程序构造，以合理平衡监察机关与被调查人之间的地位和实力格局，确保案件事实的准确发现和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
[11]浙江省纪委、监察委按照全融合要求，对原有纪检监察室人员和浙江省检察院转隶人员作整合安排，重点加强案件监督管理部门、执纪审查部门和案件审理部门人员力量，把熟悉纪律审查和职务犯罪调查的业务骨干充实到执纪审查部门，把熟悉法律知识和诉讼业务的干部充实到案件审理室。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律师和检法机关都不能介入，人大的监督是事后的、一般意义上的监督，而不是个案化的程序性监督。[1]对于监察委员会的性质，有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独立于一府两院的新型监察机关、监督执法机关、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等多种表述。
试点期间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调查的程序构造采行线性结构模式，具有鲜明的行政化和封闭化色彩，尽管有利于提升打击腐败犯罪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容回避的风险所谓三角结构的调查程序模式，是指在监察机关与被调查人的对垒程序中，引入一个客观、中立的第三方，制衡监察机关权力的行使，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因而具有一定的诉讼化色彩。
涉嫌职务犯罪的，留置期间不得超过3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不能终结的，可以经检察机关批准延长1个月，对于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等，经检察机关批准或者决定，还可以再延长2个月。[1]对于监察委员会的性质，有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独立于一府两院的新型监察机关、监督执法机关、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等多种表述。
[3]参见吕玥等：《使反腐败铁拳威力更大——浙江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纪实(下)》，载《浙江日报》2017年11月17日。(2)在过去党纪调查、职务违法调查与职务犯罪侦查的权力分别由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行使时，尚且存在以较为宽松的纪检监察调查程序/手段规避严格的侦查程序/手段适用的问题，当纪委、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这三种权力后，采取此类做法将更为容易且更具隐蔽性，因为无论是被调查人还是外界都不易区分和判断何时进入到职务犯罪调查阶段。
应当依法告知被调查人程序权利而不告知，影响被调查人权利行使的。[9]《决定》和《草案》均规定，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而非移送检察机关依法侦查，所以监察委员会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之前进行的显然是具有刑事侦查性质的调查活动。二是对于监听、搜查、扣押等其他对被调查人的基本权利造成重大干预的强制性措施和技术调查措施，也应当逐步实行检察审批制度。吴建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定位与实现路径》，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年第2期，等等。
没有专门负责职务犯罪调查的内设机构，也没有独立的刑事立案程序，根据现行立法规定和程序法治原理，便会产生一系列问题：被调查人是否涉嫌职务犯罪无从确定，监察机关便不能采取搜查、监听等限制、剥夺被调查人基本权利的强制性措施和技术调查措施[14]，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活动的介入和监督也缺乏正当性基础。从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监察体制改革的试点情况看，监察委员会对职务犯罪调查的程序构造是典型的线性结构模式。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11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2016年12月，以下简称《决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办公，并将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参见陈光中：《关于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载《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1期。
监察委员会对职务违法的调查活动中，也不能采取只针对职务犯罪的扣押、技术侦查等措施。在调查中有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的。
